（二）

几年之前，余秋雨自己就在《苏东坡突围》一文中关注过文化围攻现象。而不久之后，他就身陷其中。余秋雨是这样解说当年对苏东坡的围攻“他太出色，太响亮，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，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，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”。这固然有一定道理，可历史上，嫉妒的心理常常作祟，围攻的现象却并不常见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自然是社会机制使然，其中包含的个人与社会因素，时代、文化、观念的碰撞冲突显然不是“嫉妒”能解说清楚的。
事实上，在仔细比较了苏东坡和余秋雨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之后，不难发现某些相似之处。
苏轼所处的北宋，商品经济空前繁荣，出版业和文具制造业异常发达。刻版印刷的普及和活字印刷的发明，使文化传播速度，传播范围得到空前发展，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相当大的空间。
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以激光照排为代表的先进印刷技术，以因特网为代表的先进传媒手段先后出现，思想界与文化界正逐步走向开放与繁荣。可当时的出版物，仍很难在数量和品味上满足读者的要求，这实际为“文化散文”等较高品味畅销书留下了相当大的市场空间。
而苏轼和余秋雨，都站在了各自时代的前列。苏轼的诗集由当时的驸马王洗主持编印，据说，苏轼落难时，连狱卒都因久仰他的名声而对他关爱倍至。
而余秋雨，在那个平凡的时代脱颖而出，使后来者不免发发牢骚，不管我们是否喜欢，他的确掏到了文化市场的第一桶金。
可不幸的是，他们都没成为各自时代公认的大师。苏轼的荣耀需要后人给予，他是在经历了怎样疼痛的践踏与批判后，才得到历史承认的啊！他并没有使他的时代完全信服，否则就不会有那次惊心动魄的文化围攻。
而余秋雨，背负了太多荣耀，也背负了太多疑问，其中许多，又并非空穴来风。这样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，显然还不足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大师。
更可惜的是，他们都身处文化界，在这样一个功过成败都由人评说，难以找到客观标准的领域里，他们的个人因素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命运。
苏轼生性狂放，即使在最落魄的时候，也不忘记写几首讽喻诗，而他的“讥切时事”，他不满现实的诗歌，恰恰成了打倒他的罪状，在当权者眼中，苏轼太不安分。
而余秋雨，他对自己过高的定位，和过于做作的行为方式，使许多同行难以容忍，他太乐于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无所不知的预言家，他太乐于为中国文化指引方向，太乐于涉足他并不熟悉的世界。
于是，两个文化领域的先行者，在传媒日益发展或复苏的时代，在“名正言顺”观念深入人心的中国，在自身才华与个性的推动下，在迅速窜红，声望远播后不久，遭遇了文化史上少见的围攻。
（未完，见下）